数据跨境流动对于促进数字创新、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和增进社会福祉至关重要。麦肯锡2016年的研究表明，自2008年以来，数据流动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传统的跨国贸易和投资，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美国智库CSIS于2021年4月发布的《亚太地区的数据治理》中指出，疫情大流行前的一项研究曾预测，跨境数据流动将在2020年使全球经济产出增加3％以上，或将近 3 万亿美元。
随着各国对数据跨境流动意义和影响的认识日益深入，数据跨境流动逐步成为国家和地区间博弈的重要问题。基于国家安全、经济发展、产业能力等多方面的考量，各国确立了不同的数据跨境流动策略，并基于此加快构建自身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体系。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地缘政治作为数据跨境流动的重要考量因素，采取包括限制关键技术数据出口、对涉数据交易开展国家安全审查、禁止敏感数据向竞争对手流入等措施，加快对中国等战略竞争对手的数据封锁。同时，美欧等西方国家为抢占国际规则话语权，维护数字竞争优势，还积极与志同道合伙伴联合，推动构建全球数据跨境流动圈，进一步排挤竞争对手。这不仅阻碍了全球范围内达成数据跨境流动的共识，也给我国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和机制构建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我国是全球数据资源大国，数据产生量位居世界前列，据调查2019年我国共产生了 3.9ZB 的数据量，约占全球 9.3%，居世界第二。我国构建自身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和机制，要着眼于促进数字创新，同时要兼顾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和个人隐私权益。在当前全球尚未建立统一规则的情况下，我国一方面要加快构建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体系，建立健全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个人信息保护认证等制度，并通过试点探索数据跨境流动管理机制，另一方面要积极推广数据跨境流动中国治理方案，与合作伙伴建立共同的规则和制度安排，实现规则的趋同和互操作，推动数据安全有序地跨境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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